高考改革研究观点速递_教育_滨州

齐鲁网滨州4月20日讯 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牵动无数家长和学生的心，涉及千家万户的根本利益，是关系国家长远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民生问题。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颁布，旨在改变原有高考制度中存在的唯分数论、一考定终身、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差距大等突出问题，维护教育公平。山东省2016年出台《山东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017年正式启动高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试点，2020年全面推进，旨在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2020年1月，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以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同时停止组织高校自主招生。

高考改革任重道远，需要在明确改革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及时梳理历史改革经验、研究国内外高考制度、创新考试理论等方式，不断丰富和完善高考改革制度。2017年，由刘海峰主编的总计22册、768万字的我国首套“高考改革研究丛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系统展现了中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最新研究成果。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专门评价了丛书中由济南大学虞宁宁所著的《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研究》一书，认为此书“内容丰富，积累深厚，功底扎实，从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教会大学的招生考试制度，所以有一定的深度”。

作者以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招生考试作为研究突破口，很好地将现实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既加深了对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办学特色、人才选拔和培养规律的认识，又对当前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和人才培养品质的提升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研究观点摘录如下：

一、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特点

考试招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首要环节，它反映了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管理特色。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是基督教文化和中西方世俗文化融合的产物，是教会、政府和大学三大主体基于大学办学权利不断博弈的动态平衡过程。教会大学移植欧美教育理念和大学招考制度，同时受到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的制约和中国传统考试文化的影响，在招生考试组织体系、招生模式、评价标准和考生分类等方面形成自身特点。教会大学秉持通识精英的选拔目标和“宁缺勿滥”的招考原则，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招考组织体系，对考生进行科学分类，运用综合多维的评价指标，充分发挥入学考试的评价、选拔、诊断和引导功能，选拔出大批优秀生源，为大学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近代大学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和中国考试制度转型与重构作出积极的贡献。

1．树立了大学严格招生的良好风范

教会大学坚持重质优于重量，宁缺勿滥的招生原则树立了大学严格招生的良好风范，保证了教会大学的人才选拔和培养质量。招生是大学教学管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入学考试是实现招生目的的主要方式。招生为大学的人才培养选拔出优良的“苗子”，创立好的开端，没有招生，大学教学管理活动就失去了主要对象；没有入学考试，大学缺乏客观的量化指标考核学生的学术水平，也难以因材施教地开展教学活动。中国近代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活动围绕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确立了德、智、体、群、能的人才标准，并在招生考试中通过多维评价指标全面考核考生，保证了教会大学人才选拔质量，其中对学生品性的考察凸显了基督教学校的德育标准。招生考试的目的是遴选人才，其本质是优胜劣汰。教会大学在经费和人力有限的客观条件下，将办学定位于精英高等教育。为了实现培养具有基督教品性的领袖人才的目标，教会大学坚持效率优先，通过完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选拔出品性优良、学习能力强、身体健康、有深造潜质的学生进入大学，淘汰不适宜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保证大学教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进而促进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教会大学始终坚持入学的高标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招生比较困难的早期坚持入学的高标准，还曾受到支持办学的某一教会的不理解，“支持我们的一个教会要求我们降低入学标准，因为该教会认为不可能在其教会所属的中学开设理科课程，而且我们的英语要求也太高。该教会希望我们增设预科，教授英文和理科课程，以使其教会中学的学生达到我们的入学标准。”[1]

入学考试是逐渐被引入到教会大学招生活动中的，早期的教会大学比较盛行推荐免试入学制度，但由于各教会中学和教会大学的教学水平高低不同，致使教会大学招收的学生层次不一，造成教学上的突出问题。1924-1925学年，燕京大学的年度报告就提到，由于转学生来自不同的大学，因各校教学差异，学业评价标准不一，大部分学生达不到燕京大学同年级学生的水平，使教学工作出现许多问题，学校只得为这些学生专设补习班。这不仅使学校的教务额外增加，还影响到学校的教学质量，燕京大学由此决定对转学生也要进行入学考试，以本校的学术标准衡量考生是否能够达到在本校插班就读的水平。入学考试成为提高大学招生质量的有效方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会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只是学校评价学生学识的一项重要指标，但不是学校录取新生的唯一指标。

另外，教会大学学生的成才率和毕业生深造率也可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仅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例，从1915年建校到1947年的32年间，学校共有本科毕业生732人，除去世29人外，剩余的703人中，有191人再深造，占27.1%。[2]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我国妇女界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并在教育、科技和其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首届校友徐亦蓁把一生献给中国女子教育事业和济贫救困慈善事业，1946年出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中国代表；1925届校友刘恩兰，毕业后出国深造，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女自然地理学家，女海洋学家，是中国地理学会创始人之一；1932届校友刘家琦，成为著名眼科专家，年近八旬时，创建国内第一家小儿眼科；1932届校友胡秀英，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植物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3]在中国近代的男权社会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生能够冲破传统文化的樊篱，在学术和事业上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除了有深厚的教育背景外，其对于学术的兴趣与执着，以及坚强的毅力、健康的体格和热爱奉献的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与大学人才培养的过程息息相关，而招生考试无疑又是整个过程中最基础的第一环节。

2．建立起新的全面选才标准和综合评价体系

中国传统科举考试对考生文学才华的考核达到了极致，除了武科举选拔出的极少数军事人才外，“文弱书生”成为中国古代科举人才的基本写照。教会大学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尤其是对学生体格的重视，则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的文人形象，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在西医尚未被普通民众普遍接受之时，教会大学就要求考生提供西医开具的体格检验单，全面了解学生健康状况，判断学生是否能够适应大学较为繁重的学习任务，以免学生因健康问题中途荒废学业。智力测验也是教会大学的特殊考试科目，运用最新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测量学生的学术性向，为教会大学的人才选拔提供科学的依据。入学考试在招生选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教会大学对入学考试的认识是客观的、理性的，能够参加入学考试的考生是各项报名材料经过仔细审核并通过的。入学考试只是教会大学依照自身的学术标准测量考生学识和学术性向（智力测验科目）的重要方式，至于学生的品性、体格、平时学习的状况，以及学生的合作意识、服务精神等都需要结合学生提交的材料加以考察。总而言之，教会大学在选拔人才时对学生做到了尽可能客观和综合的评价，符合个体身心发展的多维特征。

3．构建起非官方的招生考试组织体系

中国自古代起考试选才的权利一直掌握在国家手中，这与古代考试的“选官”特性紧密相关。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在突破中国传统选才方式的同时，也在近代中国首先构建起非官方的招生考试组织体系。教会大学招考组织体系的成熟运作，使教会保送、承认中学招考和对外公开招考（普通招考）成为教会大学的三种招生方式，其中承认中学招考和对外公开招考两种方式与入学考试密切相关。20世纪30年代之前，教会大学在承认中学招生一般采取推荐免试，后逐渐增加入学考试科目，但一些教会大学对承认中学推荐的学生仍规定基本的考试科目。承认中学毕业生是教会大学理想人才的重要来源。这种非官方的、社会化的招生考试运作模式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招生考试的主流模式，只是教会大学招考体系内的机构均带有宗教色彩，而其他大学的招考参与机构多为世俗机构。

4.对中学教育影响深刻

教会大学与中学，尤其是与教会中学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使教会大学的招考要求直接影响到中学的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和教科书的选用。20世纪30年代之前，教会大学对其认可中学的承认条例中明确规定认可中学的课程设置与教学程度须与大学课程相衔接。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高中课程标准之前，各教会大学早已依据自身的招生要求，制定并公布高中课程纲要，使中学明了大学招生对学生学术水平和学业课程的基本要求，以期改变教会中学因学制不一、教材各异而产生的教学差异。燕京大学早在1920的章程中就制定了中学校课程准则，明确列出中学生各科必修和选修课时，并要求承认中学必须有圣经功课。[4]1929年齐鲁大学的招生简章中公布有中学课程大纲，虽明确表明大纲不“指定中学课程之范围”，只“略举本校对于各种需要之程度，使学生易于从事预备”，但大纲内容既提出了国文、英文、数学、宗教教育、自然科学、化学、物理、国史、西史、公民学、地理等各学科的教学学时要求，也列明了具体的学科要点及学习要求，如要求中学在高中阶段“亦可选择英美名家之散文小说等，使学生诵读以为学习文学之引阶，高中末年须练习速读、点读、自由讨论等以为升学之预备”，并为中学推荐大量教材和参考书。[5]

教会大学颁布的中学课程准则或大纲，无异于是在变相安排中学的课时进度和课程内容。教会中学亦受此影响，以培养学生升入教会大学为主要教学目标，教会中学实质上成为大学的预备学校，专门为大学输送生源，而偏离了高中教育的主要目标，即培养有能力自主生活的公民，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在1930年的大学年度报告就明确指出这一问题：

依我看，我们现行的将中学作为大学预备训练的管理制度是错误的。中学毕业生必须接受的教育是使他们在社会上能够面向生活，为中国作出各自的贡献。因此，现行的所有课程学科等，必须按照中国社会新的需要重新研究。[6]

虽然教会大学对这一问题有所察觉，但其产生的对中学办学思维的影响，却很难在短期内消除，高中为升学做准备的教育取向，直到今天仍是高中教育的主流。或许当年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成为中学教育名符其实的指挥棒，才真正是今天高中应试教育的滥觞。

清末民初的教会大学一直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重心，随着国立大学的后来居上，教会大学所处的垄断地位发生变化，由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引领者转变为追随者。国立大学开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和重心，国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大学招生考试的主导权逐渐倾向国立大学和政府。不过，在政府加强招生考试管理的同时，教会大学依然被赋予高度的招生自主权，而教会大学自身又以高度的自律性，善用这份权利，始终坚持严格的招生标准，不随意多取，不擅自滥取，确保人才选拔的质量，维护大学的良好声誉；同时，教会大学重新进行正确的自我定位，以私立大学享有的自主政策积极进行人才选拔方式的改革，积累成功的经验，并使之能逐步推广于公立大学，推进国家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以期更加科学、完善，符合教育促进个体充分发展和适应社会需求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对当前高考改革的启示

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历史经验表明，高考改革应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基础上实施高考分权；要坚持有所变，有所不变；要加强高校在招生改革中的自主性和自律性；更要适当为高考“减负”，注重发挥高考承上启下的作用，将高校人才培养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真正实现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目的。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在招生考试实践中积累的有益经验，对于当今我国高校招生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作为大学与中学之间的桥梁，高校招生考试既是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高等学校与社会各界联系最密切的方面之一，因此高考改革相当敏感。[7]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明确提出，要“完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着重考查综合素质和能力；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纲要》中还具体列明了针对不同类型考生可采取的择优录取、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和破格录取等多种录取方式，以及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的教育评价改革思路，为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出了方向和目标。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颁布更是进一步明确了我国高考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教会大学在当今中国大陆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其招生考试却对中国近现代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学校考试制度的转型，以及中外考试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作为大学教育的首要环节，教会大学招生考试活动鲜明折射出教育发展的基本关系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并且能够反复起作用的。当前高校招生考试虽然与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但两者同属以选拔人才为目的的教育活动，入学考试作为一种教育测量方式，在两者的教育评价中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明显的是，当前高考改革中的热点问题，如统一招考与分类招考、分数唯一与综合评价、考试入学与多元录取、公平效率与创新培养、大学自主与政府管理等矛盾在教会大学招生考试中都有涉及。因此，教会大学招生考试凸显出的诸多特点和规律仍然能够为当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 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应有所变，有所不变，坚持对的，吸收好的，改变低效的，摒弃不适的

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比较容易做到，其实不然。许多人认为，改革就是要全面改革、深化改革、从内容到形式、从外到里，改到最后，忘记改革的初衷，为改革而改革。既是改革，做到有所变化很容易，因为变化是永恒的，只要改革，就有变化；难的是不变，更难的哪些不变。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成功之处在于，虽然历经70年的整体变迁，从招生标准、到招考院系、招考范围、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录取标准都有诸多变化，但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招考原则不动摇：一是注重人才选拔效率，坚持宁缺勿滥的招考原则；二是坚持对考生进行多维综合评价；三是坚持招生考试活动是服务于个体的发展这一基本立场。当前，中国的高考在资源竞争、利益博弈和公平诉求中被迫承载着日益附加和异化的功能，其改革已不仅仅是教育问题，且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作为教育活动，其影响又具有延迟性，一项改革的成效不是一朝一夕即可见分晓，在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中，又不可避免地因此招致更多的质疑。至少在当前，我国高校招考制度改革就面临着在追求效率与保障公平之间的摇摆不定。

事实上，招考制度本身无优劣之分，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中国考试制度的历史发展早已证明，统一考试最适合中国这种人情社会的大规模人才选拔。虽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本国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更值得深究，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的历史变迁已经表明，虽然其招考制度源于甚至照搬欧美大学招考模式，与SAT考试同出一辙的智力测验也曾广泛实施，但在中国文化、教育土壤中，它却不可能发展成为今天美国大学以SAT和ACT考试为基础的综合评价招考制度。这是因为“一国一民族之文化，必有其根本精神，可以卓立于世界，亘千百世而未之能变”， [8]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无形的。因此，中国的高考改革必须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然后再吸取他人所长而融会贯通；必须要明确招生考试的真正目的，要在实现优秀生源的选拔目的之外，再关注其它衍生功能。

2. 在政府、高校和社会等各方条件相对成熟的基础上实施招考分权

教会大学70年的招考历程虽然基本上都是自主招考，但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整体发展却遵循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基本规律，从科举时代的“统”走向晚清民国的“分”，再到建国后的“统”，直至近年来再次出现“分”权趋势。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选才制度发展到晚清时期，已经高度僵化，在考试形式、科目和内容上严重滞后于国家、社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在这种情形下，教会大学将西方高等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国虽有借助军事势力的支持，却也隐然适应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因为按照相对论的观点，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永恒特点，而静止是相对的，中国大一统的科举考试在僵化已久的情形下必然走向它的对立面，即分权。分权主要指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在人才选择上的权利分配，教会大学招生考试由于教会组织的介入，又成为这种分权现象中的特例。分权产生的必要条件有以下几点：一是原有统一的人才选拔制度出现严重弊端且无有效的改善措施；二是政府介入管理的程度有意或被迫降低；三是大学自身具备足够的能力承担分权后人才选拔的责任和义务。

2001年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三所高校进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揭开了中国自1952年实行全国统一高考后的再次分权改革。2003年教育部正式发文《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统一部署全国范围内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试点工作，随着试点院校数量的增加，“华约”、“北约”和“卓越”等自主招考联盟的成立，自主招生被公众称之为“掐尖大战”，赞同、质疑和反对声彼此混杂。2020年重点高校自主招生停止，“强基计划”开始试点。如果仍以前述3个必要条件来分析当今分权现象的产生，会发现人才选拔分权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政府主观推动的影响，高校自身和社会民众都未做好相应的准备。高校自主招生是政府主导下的“分”权，不是客观必然的“分”，高校自主意识不够，许多学校出于各种考虑，主要是省事省力的原因，“不愿回到单独招考的老路上去”。[9]自主招生实践运作中出现的高成本、同质化以及权力寻租等有损效率和公平的现象，也表明招生考试的分权，还有待更深入地研究并制定稳妥的推行计划。在高校自律性不强、公信力弱，社会民主、法治环境又不足以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公立高校的招生考试改革因涉及学生、家长、高校和政府等各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更易牵一发而动全身，尤需慎行。

3.推进考试招生改革，既要扩大高校招生选拔的自主性与多元化，也须加强其自律性

高校自主招生中曾出现的同质化现象和所受到的诸多质疑，反映出高校的自主性和自律性还有所欠缺。自主性是指高校招生时，能秉持自己的教育理念，对自身有明确的定位，对学校的人才培养特色有清晰的认识，对所要选拔的人才标准也有理性的思考；自律性则是指高校在招生选拔过程中能自我约束，自觉遵守招生规则，自觉维护高校招生的公正度、公平性、公开化和公信力。[10]大学发挥自主性的关键在于大学的管理者，有执着的办学理念，有坚定的意志、独立的人格，甚至有为教育甘愿牺牲的勇气和魄力。中国近代大学管理者们不仅中西会通，深谙中外教育思想和理论，而且有着特立独行的教育风格，他们坚定地秉持各自大学的办学理念，无意随波逐流，对大学自身的办学有明确的定位、清晰的认识和充分的自信。教会大学管理者更注重基督精神在人才培养中的特殊地位，坚持对学生综合评价，并依照各自的办学特色设计各有侧重的招考标准。教会大学在审核学生报名材料、组织入学考试、评阅试卷以及录取学生的各个环节中，虽然都是由各校自行组织，但都表现出良好的自律性，从而有很高的社会公信力。

分类考试是新高考改革中正在进行的重要内容，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和破格录取等多元录取方式将更加广泛地被应用，对学生的综合评价也将融入更多主观性的指标。除了在法律上规范招考程序、加强对招考过程的监督外，高校在招生录取中的自主性和自律性也亟待加强。[11]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的背景之下，高校应遵循大学的办学理念，作出准确的办学定位，并根据学校自身的办学特色，制定招考标准，选拔出真正适合学校要求的优秀生源。

4.应兼顾高校招生选拔的公平与效率，有效衔接人才选拔与培养各环节，推动创新人才的培养和中小学素质教育的发展

招生考试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首要环节，其任务是选拔出可塑之才，进入高校接受进一步的专业教育，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效率是大学选拔人才的基本要求，但注重效率不等于放弃公平，在高校招生选拔过程中，严格规范并保证整个过程的公开、公正，即是一定意义上兼顾公平的体现。教会大学还非常注重招生考试的两大功能，一是评价学生当前的发展水平，包括智力、体力、品行和学识等方面，作为学校甄选人才的依据；二是为学生入校后的因材施教提供参考，从而将招生考试与高校人才培养的后续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学生在入学考试中有个别科目成绩低于学校规定的及格分数，则入学之后要及时补修该科目，学生的选课也要受到相应的限制；转学生如果智力测验成绩不佳或在前校已获学分的课程考试成绩不佳，则会被降级编班，重修一些重要的课程。这也充分说明，招生考试是高校人才培养诸环节中的一环，并不是相对独立的教育活动。然而，现实中的高考选拔功能既被扩大，又被异化，对高考误解的明显例子就是将高考选拔的人才等同于创新人才。高考本质上是人才培养中的过程性选拔考试，却被当成了终结性的选拔考试，招生考试选拔之后的高校人才培养环节在无形中被忽视。因此，必须明确，招生考试作为人才培养的首要环节，固然重要，但不能代替人才培养的后续环节。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应把高考从过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回归其基本的功能，尤其是要通过大学对入校后新生的教学管理改革实现国家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

国家实行考试招生改革，提倡综合素质评价，推进多元录取方式，都是为了实现高校选拔优秀生源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这表明，提高人才选拔效率实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首要目的，也是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必要前提。为高考“减负”，将重心转移，回归入学考试的基本功能，关注高校人才培养的其他环节，别让形式“绑架”了目的，才是当前高考改革应坚持的基本方针。

[1] （Ginling College）Annual Report（1918）．AUBCHEA，SeriesⅣ-Box154-Folder2961．

[2] 程斯辉，程海英．厚生务实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267．

[3] 程斯辉，程海英．厚生务实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269-270．

[4] 中学校课程准则．国家图书馆藏：燕京大学章程（1920-1922）：19-21．

[5] 山东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招生简章（1929年）．山东省档案馆藏：齐鲁大学档案J109-02-0015．

[6]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Deans for 1930．AUBCHEA，SeriesⅣ-Box108-Folder2391．

[7] 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2000（3）：36．

[8] 陈立夫．金陵大学55周年纪念训词［A］．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Z］．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59．

[9] 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J］．教育研究，2002（12）：83．

[10] 虞宁宁．高校招生“多元录取”的中外实践与启示［J］．湖北招生考试，2011（8）：47．

[11] 虞宁宁．高校招生“多元录取”的中外实践与启示［J］．湖北招生考试，2011（8）：47．